我听他这话说的好像跟生离死别似得，就越发不放心了：“你这……”
查文斌好像看出了我的意思，说道：“没事，走吧，都走吧，总不至于让她一个女孩子承受吧。”
这句话使我和胖子都失去了反驳的余地，是的，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，我们都没有理由抛弃袁小白。如果是我，如果是胖子，我想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愿意留下来作为交换的，更加别提查文斌。
很多年后，回想起那一幕，我才知道无奈这个词语究竟是有多无奈。
回到屯子里我和胖子俩人就傻等着，一分一秒都是数着过，那真的是叫做度日如年。从下山过后一直到晚上，我和胖子滴水未进，也不说话，只是来回的在那门口走动着，大约到了后半夜一点钟，我看见晃晃悠悠的有个人影在那头。
“小白？”我试着喊了一声，因为憋了一整天，连嗓子眼都干了，喊得话喉咙都黏住了。
那个人扶着墙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，未等我看清到底是不是她的时候她已经倒下了……
五天后，上海，当她在医院里醒来的后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他呢？”
我摇摇头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，当时我看到袁小白的时候她浑身是泥，身上散发着无比的恶臭，人的意识也已经模糊，连夜当时屯子里有一部拖拉机把我们送出去，至于查文斌的消息我托付给了苗大爷。
等待是漫长的，半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从东北来的电报，电报上说屯子里从我们第二天走后就去找了，满山的都找过但是一个人都没发现。后来陆续苗大爷和我还有些书信往来，主要还是询问查文斌的下落，但是他就这样消失了，和那些陌生人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袁小白的身体经过检查没有大碍，只是一些皮外伤，但是她却始终不肯开口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整天只是看着窗外，有时看着看着就会掉眼泪。
大约一个月以后，我再去上海看望她的时候袁家公馆只剩下一个管家，袁小白给我留了一封信，信上说她的父亲要送她去美国读书。后来我曾经收到过从美国寄过来的明信片，背景是一座让人羡慕的大学招牌，还有一张照片，她笑的很灿烂但是眼神中却透露着一丝失落。
我和胖子南下去了广州，那是中国经济发展刚刚开始起步的几年，那时候的深圳到处都还是一片工地，凭借着之前我们倒货的经历，我们继续老本行。那时候赚钱是疯狂的，而我和胖子选择了他的老本行：收破烂。
次破烂非彼破烂，借助着港口的优势，大量各种从国外收集来的二手物品被堆积在码头上，从衣服到电器，那些洋人们认为已经过时的东西正是当时内地最缺的。
一部二手的日本电视机从广州发货到内地可以赚一番，一车皮的二手西装别人当废品收购来入关之后，稍加平整和熨烫发到内地就会被哄抢一空。那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年代，那也是一个发展最为快速的时代，我和胖子很幸运，我们淘到了第一桶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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